不要別的,只要科學

這一年,35位院士離我們而去


又是一年清明時,梨花風起寄哀思。去年清明至今,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已故院士名單上,又添了35個名字。他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党領導的科技事業,斯人已逝,幽思長存。面對這些離我們而去的國之棟梁,我們以文字遙寄英靈。

一年來故去的35位院士中,彭士祿對党的感情非同尋常。1925年,他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,是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我國早期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之子,年幼時,父母相繼為革命犧牲。4歲那年,他便成了孤兒。

彭士祿。圖源:光明日報

為了躲避國民党的「斬草除根」,彭士祿過起了姓百家姓、吃百家飯、穿百家衣的生活,兩次被國民党抓進監獄,一度靠乞討度日。直到1940年,周恩來托人輾轉找到他,並把他送到革命聖地延安。

1945年,彭士祿加入了中國共產党。1951年,他經組織推薦考核前往蘇聯學習。

20世紀50年代末,學成回國的彭士祿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,主攻核動力。從此,他便與核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彭士祿被譽為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「墾荒牛」,他主持設計建造了我國第一座核潛艇陸上模式堆,參與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潛艇、引進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,組織自主設計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電站,為中國核動力的研究設計建造做了開創性的工作。

他曾在自述中這樣寫道:「如活著能熱愛祖國、忠於祖國,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,足矣!」

很多院士都懷有這種對党忠誠、愛國奉獻的家國情懷。

一年來逝去的35位院士,多數都是中國共產党党員。有兩位院士在《入党志願書》中表明的在党領導下科技報國的決心,讓人印象深刻,他們是童秉綱和王綬琯。

童秉綱。圖源:光明日報

王綬琯。圖源:光明日報

在1978年遞交的《入党志願書》中,童秉綱寫道:正是本著對党的信仰和威信,近三十年來,雖幾經風雨,遍曆坎坷,我對党的信仰不動搖,始終激勵自己勤奮學習,積極工作,希望有益於党和人民的事業。1979年,王綬琯在《入党志願書》中寫道:在党的十一大,把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寫進党章,在五屆人大,科學大會,党向我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,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,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鞭策,我決心要盡自己的一切力量,來報答党對我們的期望。

可以說,党領導的科技事業取得的曆史性成就,凝結著廣大院士的心血和汗水。

一年來逝世的35位院士中,戴元本、馮端、王綬琯和沈善炯是最早當選院士的。

戴元本主要從事量子場論和粒子物理理論方面的研究,在奇異位勢和非定域位勢的瑞奇極點理論、層子模型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;

馮端主要從事凝聚態物理研究,是我國晶體缺陷研究的先驅之一,在激光晶體聚片多疇、納米調制結構和金屬超晶格等方面取得了獨創性成果;

王綬琯曾長期主持我國天文學總體發展,領導研制中國首台射電天文望遠鏡等重要觀測設備,聯合提議建設國家「九五」重大科學工程——郭守敬望遠鏡(LAMOST);

沈善炯專長探索共生固氮菌與宿主植物間相互作用的遺傳學關系,在固氮遺傳方面的成就為國際所公認,為奠定中國近代分子遺傳學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。

他們於1980年當選學部委員。這一年,距離上一次中科院學部委員增選已經過去了23年。上一次增選還是1957年。改革開放後,中科院又重新啟動了學部委員增選工作。1980年11月,中科院學部增選283名學部委員。

「繁霜盡是心頭血,灑向千峰秋葉丹。」兩院院士是國家的財富、人民的驕傲、民族的光榮。

一年來逝世的35位院士,多已到耄耋之年。

百歲院士兩位:李東英、沈善炯;

「90後」院士19位:張乾二、童秉綱、曾毅、曹楚南、戴元本、劉若莊、保錚、馮端、王綬琯、程鎔時、周毓麟、謝毓元、鬱銘芳、肖碧蓮、文伏波、陳灝珠、侯鋒、沈忠厚、彭士祿;

「80後」院士12位:李吉均、陳定昌、張新時、張俐娜、金展鵬、周又元、陳肇元、許其鳳、鄭守仁、李冠興、鄒德慈、李京文;

令人痛惜的是還有兩位「60後」院士過早地辭別了中國科技界,一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萬衛星,另一位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王玉普。

  他們將自己的一生

  傾注於党領導的科技事業,

  或取得原創成果,或突破核心技術,

  或解決重大問題……

  他們是共和國科技的脊梁,

  我們永遠懷念他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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