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要別的,只要科學

幸虧有鐘南山,但不能只有鐘南山


  關鍵還是要讓一線的醫生有權力,這樣醫院裏就會有很多個鐘南山來把關,傳染病防治體系就能轉變為多中心的、扁平化的、以醫生為中心的防治機制

  來源:中國慈善家雜志 ,作者毛壽龍

  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十六條規定,傳染病的菌(毒)種分為一、二和三類。鼠疫、霍亂和天花,是一類;肝炎、狂犬病、登革熱等是二類;流感病毒是三類。

  2003年的非典病毒和這次的新型肺炎病毒,都是冠狀病毒。2003年的時候,冠狀病毒不在傳染病目錄裏,後來有關部門把它列入傳染病目錄裏,為二類病毒,但按一類管理。

  2019年底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,也不在傳染病防治法目錄裏。2020年1月20日,有關部門把它列入傳染病防治法的防治目錄裏,也是二類病毒,按一類管理。

  2003年的冠狀病毒,先是在廣東出現並傳播,一直傳播到北京等地。2019年底出現的冠狀病毒,先是在武漢出現並傳播,然後傳播到全國各地。這兩者都不在傳染病目錄裏,所以地方沒能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啟動相應的應急行動。

  以上兩次疫情發生後,都是在國家衛生管理部門把病毒列入傳染病病毒目錄之後,各級政府才啟動二級或一級響應,但都是為時已晚,病毒已經擴散到全國。中國不得不花費大力氣,以舉國之力,用最原始的方法、最原始的手段,隔離人群,來切斷傳播的鏈條。付出代價可謂巨大,但也無可奈何。

  機制之困

 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,國家衛生管理部門可以根據情況,增加或者減少菌(毒)種的種類。這一規定,使得增加或者減少傳染病毒或者病菌的權力,集中於衛生管理部門。

  但國家衛生管理部門並不直接接觸病毒,直接接觸病毒的是一線的醫生。然而,醫生所能做的只是患者的咽拭子檢查,也就是提取咽喉部的分泌物。提取分泌物後,要進行病原微生物培養,同時對感染的病原微生物進行基因序列檢測,確診則要用診斷試劑盒,病毒檢測需要核酸檢測試劑盒。

  好醫院有條件自己培養病原微生物,但沒有試劑做進一步確認。一般醫院則沒有這個條件。所以一般都交給疾病預防控制中心(CDC),或者相關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進行培養。CDC有診斷試劑盒—一般在地級市CDC就有這個設備。

  地級市CDC用診斷試劑盒確診後,要報給省級CDC複檢;省級CDC確認複檢後要報給國家CDC;國家CDC確認是某個病毒,而且具有人傳人的傳染性後,要報告給國家衛生管理部門;有關部門再根據情況,決定是否列入傳染病毒的目錄。在這一過程中,所有信息嚴格保密,醫生、各級CDC都無權向外界報告情況。

  針對這次的新型病毒,因為剛開始沒有試劑盒,所以最好的處理方式是依靠醫生臨床判斷和摸索、探索,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提出響應的防疫措施。但在現有的機制下,醫生的臨床判斷和寶貴的探索,並沒有形成有用的政策信息,占主導的仍是行政管理體系。

  其結果是,無論是非典的冠狀病毒,還是這次的新冠病毒,都沒有能及時准確判斷肺炎的准確原因,沒有及時發現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特性,所以也就沒有及時把病毒列入法定傳染病毒目錄。

  治理之變

  幸虧中國有一個鐘南山,他雖然在廣東,不在北京,但在2003年,他以專家身份指出,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是冠狀病毒感染,而不是衣原體細菌感染,從而否定了當時的國家衛生管理部門的決定。

  2020年1月19日,他和團隊到達武漢,又指出武漢肺炎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,而且已經發生人傳人,是二類傳染病毒。鐘南山以臨床經驗為基礎進行了判斷,國家衛生管理部門接著把新病毒列入國家傳染病病毒名錄,各級政府啟動一級響應。

  但即便如此,無論是非典型肺炎,還是新型肺炎,在鐘南山做出判斷的時候,都已經大規模爆發。大家都認為,是地方政府瞞報造成的,非典時期北京市市長還因此引咎辭職。這次新型冠狀病毒大爆發,大家也認為是武漢市政府沒有及時披露相關信息,要求武漢市長下課。但從武漢市長周先旺的說法來看,武漢市政府這次是因為內部運作不夠及時,出現了延誤。而這個延誤,最終是鐘南山到武漢後才被糾正。

  鐘南山因為超高的專業水平,一下子當了兩個國家級專家組組長:2020年1月20日,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召開發布會,鐘南山任專家組組長。2020年1月21日,新型冠狀病毒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科研攻關組第一次會議,鐘南山任組長。

  鐘南山當了組長,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事情。未來,作為國家專家組組長,他可以在第一時間就准確判斷肺炎感染的是細菌,還是病毒;會精確判斷該病毒是否屬於人傳人病毒,並及時決定是否列入國家傳染病防治病毒目錄。根據這些判斷,各級政府決定是否啟動一級、二級或者三級、四級響應。

  不過,不好的消息是鐘南山在非典的時候是67歲,今年已經84歲高齡。顯然,要避免下一次出現類似的問題,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鐘南山組長身上,而是要寄希望於機制的完善,或者說是治理能力的提升。

  所以,關鍵還是要讓一線的醫生有相應的權力。如果醫生有權力,一旦發現有傳染病的苗頭,就可以像內蒙古醫生處理鼠疫那樣,自行啟動特定的響應機制,而不需要一次次找CDC,一次次去找衛生管理部門。

  這樣做,也許會有很多虛驚,但小小的虛驚,帶來的是持續的警覺,從一開始就把傳染病有效地控制在很小的範圍內。至少,不會讓病毒在醫院環節繼續傳播。而一旦醫生發現可疑的發源地和傳播源,CDC和各級衛生管理部門就要給予配合,對其進行相關的處置。

  如果這樣的話,醫院裏就會有很多個鐘南山來把關。全國的傳染病防治體系就能逐步轉變為多中心的、扁平化的、以醫生為中心的防治機制。

  疫情終將過去,防控疫情的努力永遠在路上。在強調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下,武漢疫情給我們留下的思考才剛剛開始。

  (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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